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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睿:何去何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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阎连科——《二胡、麻雀和西洋乐》
在今天的世界上,没有一个国家、一个地区、一个民族的理愿和观点可以完全与世界相异,但也没有一种文化可以完全替代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文化而存在,没有一种理愿可以不顾他人、他区、他民族的文化而凌霸在世界各地的高空和人头顶上。

葛兆光——《人文学科拿什么来自我拯救?》
哗众取宠的插科打诨成为当红的课程,坐在云端不着地的空谈高论成为时尚的风气,以一知充百知的批评撑起横扫千军的高调,钻头觅缝在鸡蛋里面挑骨头成为表现自己高明的捷径。

鲍里斯梅茹耶夫——《“梅普组合”能走多远?》
无论我们采用什么视角来评价“梅普组合”的工作效果,—从我们的视角评价,抑或从俄罗斯政府的视角评价—,过去的4年大概是整个后苏联时期最平静的4年。

郝光明——《“到西部去,年轻人!”》
今年11月6日大选后我们会知道谁是美国的第45任总统。不论是奥巴马或者罗姆尼,他都有必要在急速改变的世界环境中对美国长期以来所信奉的“命定扩张论”作重新评估,以便面对一个与150年前完全不一样的未来。

佐藤千岁——《不断缩小的日本未来》
正在迈入高龄化社会的中国,从应对措施落后、没能有效遏制少子高龄化的日本的失败教训中,或许能学到不少东西。

高兴——《印度道路代表了发展的矛盾》
印度之美存在于它自己的增长和发展步伐中,而不存在于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采用的巨大的GDP目标。

徐元宫——《解密档案:收听“敌台”的前苏联社会》
战后苏联非但不会改,反而会加强贯彻战前的各种制度和政策。这样一来,广大民众所期盼的变革,便无从谈起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,战后苏联社会开始出现了收听外国电台现象,这成为战后苏联民众化解心中痛楚、赖以自我精神慰藉的一种无奈之举。

任雪飞、吉尔琼斯——《一个城市需要多少棵树?》
当城市成为大多数人的居住地时,人们就开始思考怎样才能够正常地生活在一个城市,怎样才能够打造一个成功的城市,而其中所涉及的一个事情就是植树。

何帆——《黑的,还是白的?黄的!》
若论经济增长,日本就像一个身穿军装的士兵,顽强、坚韧、勇敢、冷酷,尽管衣衫褴褛,但始终斗志昂扬。在国际经济舞台上,日本就像一个裹在和服里的女人,胆小、羞涩、温顺、慌张、文静的外表下面,是复杂而世故的内心。在国际经济俱乐部里,日本始终是个尴尬的局外人。

张伟——《黑金》
如果你追本溯源,追寻着农民的手纹、手推车的轮痕,钻进火车、飞机的货仓,便能在它漂洋过海的漫长旅程中洞悉这世界的某些规律,看到希望与不满、交易和盘剥反复上演,乃至在咖啡豆裂纹里寻获贪婪与满足等人性奥妙。

肖平——《大慈寺路23号》
大慈寺的文化氛围从唐宋时期壁画的光影中流传下来。到上世纪80年代,又作为成都市博物馆所在地而愈加浓郁。在古老得跟现代社会有些脱节的大慈寺中转悠,你会看见从雕花木窗里支出的名人字画,它们像商店里的时装一样泛滥着。坐在茶馆的竹椅上一回头,说不准就看见一幅《赤壁赋》,词好,字也好,猛然想起苏东坡是四川人,也到大慈寺来玩过。

陈为人——《十字路口的命运选择》
一枚钱币抛到天空,落下来时已然决定了命运。有时看似选择,其实是“自古华山一条路”。

李敬泽——《什一税和偷鸡》
于是,一个政治和经济运作中复杂的制度设计问题,直接就变成了“大是大非”的道德问题,那还有什么好说的,只好不偷鸡,鸡是不偷了,但税应该如何收其实还是没人知道。

郑也夫——《学校体制不像恐龙吗?》
新兴的若干机构—奥数班、美术班、“新东方”,其实不是教育机构,而是“驾校”,其中的教师与学员双方都不在意学习,而在意胜出,它们实为学校功能的附属,是学校更低级的翻版,它们可以帮助你胜出,也就同学校一同强化着教与学的扭曲的观念。

新井一二三——《杀母情结》
我万万没想到,世上还会有个母亲要潜入女儿创造的作品世界里,夺去她辛辛苦苦赢得的造物主地位,用“诅咒”一词来形容此类母女关系,可说一点不过分。

贺冰——《另一种社会的生产链条——感动产业》
感动,作为一种产业,如今已不仅是人的个体内部所产生的情感,而演变成一种集体性的感染,在生产感动的同时,各大商家媒体也在同时出售感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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